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他们的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以色列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国家道路；二是自由的、西化的特拉维夫[该城市昵称“泡泡（the Bubble）”］模式。而前者潜藏着危险：耶路撒冷城内的民族主义项目和西岸狂热的定居点建设可能会有损以色列自己的利益，以致更多地伤害以色列自身，而不会给犹太的耶路撒冷带来任何好处。[6]不管舆论有何变化，以色列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权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即使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一些定居点的设立损害了以色列作为耶路撒冷所有宗教信仰监护人的声誉。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鉴于以色列的民主体制，这种描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