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w?o!s!h!u·c*h_e?n~g,.·c!o*m¨随师同患难，与国共存亡。臂断何曾断，睛伤并未伤。万人齐仰止，千古整冠裳。”

我个人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尤其开篇的这句“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说的虽然只是张同敞，但放在张居正身上又何尝不可呢？

举目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能力挽狂澜、能开创中兴盛世的张居正难道不也是个奇男子吗？

能以一句国家利益至上，迎着反夺情的伦理风暴，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的张居正难道不算是个奇男子吗？

能超越世人的毁誉，能超越世俗的荣辱，并最终实现个人理想与国家振兴的张居正难道不就是个奇男子吗？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想到郭沫若先生的这句诗的时候，我突然想，说不定朱东润先生也去过广西，也在张同敞的墓前凭吊过这位继承了张居正“精诚”精神的不屈的英雄。~咸~鱼/看\书^ +冕+费·岳^黩*要不然，他怎么会在《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也说到了张同敞的英勇就义，并在交待了张同敞的生平后突发感慨地说：

“同敞死了，热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的萌芽！”

当时，我站在张居正故居里，站在张居正的塑像面前，突然完全明白了朱东润先生所留下的那两个谜团。

朱东润先生在1941年的抗战岁月里，用了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洋洋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他的创作热情完全来自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当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正是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朱东润先生是1941年8月6号完成整部《张居正大传》的创作的，再过整整四个月，也就是12月7号，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朱东润先生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灾难中，赶出这部《张居正大传》的。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完全可以感受到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流亡岁月里，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时的激愤与激动。?狐.恋,雯¨穴- `耕^薪·嶵-哙`

所以传记的最后，用的完全不是传记的笔法。在全书的最后，朱东润先生用沉重的笔触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这应该就是这部传记叫“张居正大传”而不叫“张居正传”的理由吧！

在张居正的身上，身受着国破家亡之痛的朱东润先生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民族的期望！

在张居正的身上，每一个渴望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儿女又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期望！

所以，这绝不只是一个人的传记，这是一种属于整个民族的精神传记，这样的传记称之为“大传”，正是名至实归！

如今，那段抗战的艰难岁月虽然已经过去，甚至呼唤张居正精神的朱东润先生也已成千古，但这种呼唤，这种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期望，不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心灵与血液里流淌着吗？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在今天把“风雨张居正”的人生历程再一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在如今“为发展而努力”的奋斗历程中缅怀这位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人！

事实上，我在北上的列车中，在张居正故居的庭院里，在百家讲述“风雨张居正”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促使我能够满怀激情去穿越历史的尘埃、去面对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的最根本动因，也就在于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的最后这句话&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