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武关键词：革命还是暴力

——读《商君书.开塞》

法家其实也不是一味宣称自己在搞创新。~x+i_a.o^s￠h￠u^o/c,m-s?.*n.e￠t′不说《韩非子》里也反复出现“先王”字样，商鞅在秦孝公前和儒家的大臣辩论，称道过“汤武不循古而王”，其实也恰恰说明了商鞅并未以为自己的行为前无古人。他把商汤和周武王当作了古代的正面典型。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里，孟子也特别喜欢汤武革命，有警句云：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而韩非子却认定汤武是乱臣贼子。这么看起来，儒家、法家是死对头，但在怎么评价商汤、周武王的问题上，孟子和商鞅似乎意见一致。而韩非子和商鞅两个法家同行的观点却彼此“打架”。

真是这样么？

商鞅对汤武的具体看法，在《商君书》的《开塞篇》里讲得最详细。*s¨i¨l/u?x_s?w·./c?o\m~这个“塞”不是边塞，而是堵塞。商鞅认为，汤武之道已经被堵塞很久了，现在需要给社会重新开窍。

在这篇里，商鞅首先给历史划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亲亲而爱私”。

商鞅认为，人类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阶段上就是自私的，固不待家庭与私有制起源。商鞅也看到了人口压力的问题，把“民众”（人口增长）当作人和人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于是原来的简单社会无法维持下去了。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上贤而说仁”。

就是在大家都自私自利的时候，难得有个特别大公无私的人，就被推崇了。他被认为是贤者，被推举出来成为统治者。而“贤者以相出为道”，就是贤者把推举其他的贤者作为原则，这显然就是在说禅让了。

《礼记.礼运篇》里，借孔子之口讲了一段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把实行禅让的“大同”当作人类的第一个阶段。′丸^本*榊-戦, ?免?沸^越+犊′商鞅则认为亲亲在前，禅让在后，也就是先有血缘纽带维持的小族群，族群变大后，推荐选拔制度才出现。

更重要的区别是，商鞅并不认为大同世界有多美好。他强调“上贤”只是人们私欲相妥协的产物，而这个妥协并不稳定。“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必有乱”，共同体内的人口越多，道德就越不管用，没有制度约束而搞推荐模式，时间长了，一定会有猫腻。于是禅让、选举都成了形式，其实质是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名利场。

这一段，商鞅的分析显然比《礼运篇》要有说服力。“大同”只是对原始社会理想化的描述，既未说明它何以出现，也无法解释它何以终结。商鞅对这两个问题则都给出了答案，而且抓住人性自私和人口压力这两个关键，他的解答虽然粗糙一些，但和不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倒是有相当高的契合度。

这就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贵贵而尊官”。

就是与其为了比谁更“贤”，无休无止地吵闹争斗下去，不如认定了，某人就是君主，大家都得听他的。这个君主其实未必贤能，但反正认定了他就是权威，好歹可以求个社会稳定。

这个阶段也有点像《礼运》里说的“小康”。但小康社会的特点是多方调和，讲血缘亲疏，更讲选拔贤能，也讲身份地位。商鞅则把三者对立起来。“中正者使私无行也”，上贤就不能亲亲；“立君者使贤无用也”，立君就不能上贤。

这种极端的立论，好处是避免了曲为弥缝的麻烦，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君主既无亲族的拱卫，本人又未必贤能，他凭什么能够统治天下？

商鞅的答案简单明了：靠暴力！

他又进一步分析三个社会不同的社会基础，云：

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